奥斯特瓦尔德:科学家、思想家、实践家的论文

  奥斯特瓦尔德:科学家、思想家、实践家的论文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1853~1932)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是物理化学的奠基者和代言人,是20世纪起主导作用的颜色学的研究者之一,曾荣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他就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天才、科学组织、一般文化问题、能源、公共教育、人道主义、战争与和平、国际主义、世界语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诱人的见解和行动方案。他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综合者,阐释者和科学观念的改革家,他吸引了并造就出一大批有才华的学生,他善于把新思想普及到学术界或公众之中。他是一位勤于笔耕的多产作家,他一生共撰写了45本书,500篇科学论文,5000篇评论文章,还编辑了6种杂志。他也是一位战斗的无神论者、反教权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战士和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成就和影响举世公认,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头衔多达67项:世界许多名牌大学的兼职教授和荣誉博士、各种知名讲座的主讲人、国内外不少学会和科学组织的负责人和荣誉会员,一些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或荣誉院士。奥斯特瓦尔德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学校并不是标准的“好”学生,他功成名就之后,依然象普通人一样地工作和生活,他有自己多方面的爱好,热衷于钻研音乐和演奏乐曲,喜欢画风景画,他在53岁时毅然辞去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务,回到乡间宅第从事他感兴趣的事情。不用说,他像凡人一样也有错误和失足之处。斯特瓦尔德丰富的思想和切实的行动,正是在伟大与平凡的两极张力中进发,体现出这样的张力也造就了奥斯特瓦尔德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一一伟大的凡人,平凡的伟人。WWw.11665.CoM里加和多帕特:未来的创造者奥斯特瓦尔德于1853年9月2日出生在拉脱维亚的里加,这是一个濒临波罗的海的城市,当时属俄国管辖。这个约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实际上与德国都市毫无二致,其建筑样式和典章制度均与德国的吕贝克市相仿。无论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还是下层贫民都讲德语,其风俗习惯和精神生活都根植于德国文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初版(1781)就是由里加书店出版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双亲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很自然,奥斯特瓦尔德本人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都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因此,他后来在求学时期极力反对沙皇俄国推行的泛斯拉夫运动,对强迫用俄语授课十分反感,并由衷地厌恶那些变节的德国人。这就是他所谓的“德国魂”。奥斯特瓦尔德的家境十分贫寒。其父是一贫如洗的手艺人,长期在俄罗斯流浪,后定居里加,靠制桶谋生。其母是同样贫穷的面包师傅的女jl。婚后,他们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用积攒下的钱买了一座简陋的小屋。年幼的奥斯特瓦尔德感到十分心满意足,毕竟有一个温暖的,安适的家了!为了节约开支,母亲经常把父亲工棚里的锯末收集起来烧饭。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他们买了新居,扩大了营业规模,家境有了改善,但仍谈不上殷实富有。奥斯特瓦尔德的父亲身量魁梧,力大气粗、性格暴躁,一有空闲便外出打猎。不过,他倒也心灵手巧、喜欢画画。母亲身材纤瘦,天资较高,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她除给制桶铺的工匠和学徒(6~12人)做饭外,还要给自己家做饭,料理家务和照管孩子的重担也压在她的肩上。她一有余暇就读书看报,在有限的时间里调剂一下精神生活。母亲热心艺术,爱看戏剧。父亲只要经济允许,总是给她在市立剧院预定定期座位。奥斯特瓦尔德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没有姐妹。他的哥哥和弟弟长得像父亲一样高大,爱做粗野,热闹的游戏,常常和父亲一起狩猎,奥斯特瓦尔德对此毫无兴趣。他的身材、秉性和趣味都与母亲相似,喜欢一个人安静地作自己的事。母亲的言传身教,不仅对他的思想成长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给他注入了艺术家的素质。不过,他爱好绘画的天性以及制造器物的手艺,恐怕主要得益于他的父亲。尤其是,多年的流浪经历使父亲既备尝艰辛,又见多识广。他定下了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家规:宁可做出最大的牺牲,也要为孩子出人头地提供一切机会。也许是这条不成文的家规,庇护奥斯特瓦尔德在青少年时期充分发展了未来创造者的个性和才能。奥斯特瓦尔德自幼喜爱动物,他早就有意识地反对父亲和兄弟的狩猎癖好,对他们在饭桌上大谈狩猎话题感到腻烦。每当父亲让他送猎物给亲友时,他心里总是隐隐作痛。后来,从通俗科学书籍接受的爱动物的教育更增强了他的反对情绪。10岁时,父亲决定把他送入一所新型的实科中学。这所学校学制为五年。头一年,奥斯特瓦尔德还是一个顺从的好学生,后来由于阅读了形形色色的书刊,在他的眼前敞开了全新的世界,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成长道路。少年周刊-《园亭》是他最早的精神食粮。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自然科学和近代工业蓬勃发展、日渐兴盛,《园亭》的编辑以此为内容组织稿件。这不仅增强了奥斯特瓦尔德的爱国心,也坚定了他献身科学的志向。博物学老师妙趣横生的讲课也唤起了他内心潜在的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他一度曾热衷于采集植物标本,捕捉蝴蝶和甲虫。11岁时,他偶尔看到一本关于制作焰火的书。书中提到的焰火成分除惯用名和学名外,还写着化学式。他问老师那些化学式的意义,老师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到五年级就会学的。就这样,奥斯特瓦尔德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摸索。他把母亲省下来的零用钱到药房买了硝石、硫黄、锑等。父亲对他的举动很是支持。母亲把厨房的研钵、筛子、器皿借给他用,父亲在地下室为他专门腾出一间小屋作试验(尽管在木匠铺作焰火有发生火灾的危险)。没有钱买制浓硝酸的曲颈瓶、玻璃管等,他设法到建筑工地干零活挣钱,也作贴花画出售筹措铜币。他按照书上所画的图进行操作,试验,终于制成了焰火。看着点燃的焰火五彩缤纷,奥斯特瓦尔德真是喜出望外。焰火点燃了他童年的热情,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户,照亮了他通向来来的道路。在成功之肘,他感到有一种近于痛苦的深奥的幸福。这种幸福,恐怕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奥斯特瓦尔德晚年发明的幸福公式,也许与此不无关系。不久,他又迷上了照相。当时照相技术还很落后,是湿胶棉底片的时代。奥斯特瓦尔德手头什么器材也没有,一切都得亲自动手制造。他用父亲装雪茄烟的空匣子制作相机暗箱,用母亲的观剧镜制作镜头,用涂有药胶的硬纸片作显影纸,拆下窗格上的玻璃作底片。作胶棉用的浓硝酸和乙醚在里加买不到,他就用其他易到手的化学药品制取。在其他人看来,这简直是毫无希望的举动,然而奥斯特瓦尔德却洗出了照片,他当时比制成焰火时还要乐不可支。这两次经历对他的一生是决定性的。他从中增长的见识和才干是从老师那里无论如何也学不到的。不久,他又读了一位农业化学家所著的《化学的学校》,这本教育杰作在他看来比他得到的什么东西都有价值。他尽情地品味书中的有趣实验,尽可能地动手去做。而奥斯特瓦尔德当时还没有上过化学课哩!学校的宗教课以大课的形式讲授,由当地的牧师主讲。奥斯特瓦尔德的祖辈信奉基督教,他父亲由于忙得不可开交,轻易不去教堂,母亲开始还常来常往,后来手头事情一多,也不大外出了。奥斯特瓦尔德本人幼时还尽力信仰宗教,可是这种信仰并未一直继续下去。他自己后来也记不清究竟是怎么中断的。似乎是有次他觉得自己犯了罪过,忐忑不安地进入教堂的深处,拜倒在上帝的脚下,虔诚地祈祷赎罪。谁知上帝还是默默无言,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此他对上帝不再无条件地信赖了。另外,对于把上帝的血肉作为食物的教义,他也本能地感到毛骨悚然。奥斯特瓦尔德的兴趣十分广泛。他曾一度埋头于绘画,这对他晚年研究颜色学很有帮助。他对音乐的兴趣是因参加教堂圣诞音乐会和观看歌剧《魔笛》激起的,这对他的内在发展很有意义。他常帮助母亲到租书摊借书,从而读了不少小说。读文学书籍使他摆脱了学校和家庭的狭小环境,知道了大干世界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这样多方而的兴趣,分散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当然难以满足学校的要求。一年级他还是优等生。二年级成绩极为不好,必须重读半年。三年级由于迷恋化学游戏和实验,不得不重读整整一年。四年级又多读了半年。五年级虽未重读,这与其说是学习用功了,还不如说是学校放松了管理。不过,他的数学总是得高分。从三年级起开设的物理课,他成绩也特别好,尤其是物理老师演示的凸透镜实验和彩色旋转盘实验,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糟糕的是,他喜爱的化学居然不及格过。就这样,五年制的中学,他却不得不读七年。在临近毕业考试时,奥斯特瓦尔德经过短期突击复习,对数学、自然科学、德语和文学比较放心。拉丁语、英语和法语自信也可以勉强通过,担心的是历史和俄语。为此,他找来各种世界史教科书,边熟读边比较,背下书牛所有的史实,总算对付过去了。失败的是俄语。本来在考俄语前,同伴们教给了他蒙混过关的“诀窃”,但他却自命不凡,结果就落第了。要知道,在俄国统治下的拉脱维亚领地,俄语是作官入仕的必要条件。学校虽然给他发了毕业证书,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补习半年俄语,才能升入大学。他只好耐下性子,又熬了半年。在这半年内,奥斯特瓦尔德还兼作家庭教师,教几个准备人中学的孩子。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初尝试,他体会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满足感。家庭教师使他得到一笔从未有过的收人。他给终年辛劳的母亲买了一台缝纫机,乐得母亲合不拢嘴。奥斯特瓦尔德晚年回想起母亲当时高兴的样子,还暗暗地流过热泪呢。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进里加工学院深造,将来成为工程师。奥斯特瓦尔德也感到他完全有条件成为——名优秀的技术人员。但是,他认为在无边的知识海洋里自由探究更有魅力。他渴望做一位纯粹化学家,尽管这意味着收入可能不会宽裕。奥斯特瓦尔德需要的是感兴趣的工作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对于豪华的住宅、漂亮的衣服和美味佳肴,他从来懒得去追求。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就这样,18岁半的奥斯特瓦尔德于1872年1月进入多帕特(dorpat)大学学习。知识天国的大门向这位年轻人敞开了:这里有他梦寐以求的化学实验室和浩如烟海的化学文献。大学的学制是三年,共六个学期。在头三学期,他没有规规矩矩地去听课,而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他是里加大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十分迷恋音乐,和一些朋友组成了弦乐四重奏乐队,他拉的是中提琴。他在联谊会会址发现了海顿的83个弦乐四重奏的完整曲谱,就精心研究,反复进行练习。他也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室内乐。他在风景画方面也大有长进,并常与同窗好友到乡间漫游。就这样,一年半的时间舒舒服服地过去了,父亲为他的课程学习深感焦虑。突然,年轻人的个性和健全的道德力量起作用了,他良心发现了!奥斯特瓦尔德凭着极强的记忆力和自学能力,不久就补上了“刷掉”的课程。他在施密特(karl schmidt)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化学,在厄廷根(a.von oettingen)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物理,进步相当快。他找到一本斯涅尔(karl snell)的很有兴味的教科书,自学数学。他的数学知识大部分来自这本书,这本详细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书,也最早激发了他对哲学问题的思索。奥斯特瓦尔德履行了向父亲许下的诺言,在第四学期通过了候补学位的1/3考试。第二个1/3考试是在第六学期末通过的。他为自己的成功而振奋,又一鼓作气,在一个月内就通过了最后的1/3考试。就这样,奥斯特瓦尔德在1875年1月获准大学毕业。他后来戏称:他在一年半的休耕地上获得了大丰收。多帕特和里加:步入科学家的行列完整的候补学位考试还要求提交一篇使原先的研究成果具体化的短论文。奥斯特瓦尔德恰当地选择了他的课题,即“论水在化学上的质量作用”,这是施密特教授的研究方向。该课题处理的是,氯化铋的浓酸化溶液随着水的不断加入,其水解作用逐渐增大。这篇论文的摘要发表在《实验化学杂志》120卷(1975)上,它是奥斯特瓦尔德众多论著中的头一篇。它预示着这位20出头的青年人正在步入科学家的行列。大学毕业后;他做了物理学教授厄廷根的助手。作为一位年轻的化学研究者,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化学亲和力的研究,此外还有普通化学和无机化学。奥斯特瓦尔德对亲和力的研究表明,物理性质的定量值如体积度、折射率等,可能与伴随化学变化的量的改变有关,从而它提供了关于化学反应组分的相对亲和力的信息。他通过实验和研究认识到,物理学方法在解决化学问题时具有独特的优点。这在化学热力学中尤为重要,因为用化学方法分析反应的组分时,由于同时发生的对于平衡的偏离,几乎总是无法实行;另一方面,物理方法不会引起系统的化学变化。在取得候补学位后不到两年,即1876年底,奥斯特瓦尔德提交了硕士论文《关于亲和力的体积化学研究》。他在论文中确定了稀溶液的碱酸中和反应时的体积变化,由体积度计算化学作用(亲和力),反应前和反应后的体积度是用比重瓶测量出的。他发现自己用体积度方法求得的酸的亲和力顺序与其他人用热化学方法所确定的“活动性”顺序极为一致。在答辩会上,施密特顺便问他:“假如您要写一本化学教科书——上天不容——您将如何开始?”这是一个有益的暗示,就像告诫儿童不要干蠢事一样。奥斯特瓦尔德当时感到惊奇,不过他事后真的考虑如何写那本书了。有了硕士学位,他就可以在大学作无公薪讲师了,这也是通向博士学位的必经之路。他开设了物理化学课,每周两小时,同时为自己准备撰写的《普通化学教程》收集资料。但是,更多的时间则用于体积化学的研究,这是他拟议中的博士论文的内容。1878年底,即在授予硕士学位后仅仅一年,奥斯特瓦尔德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5岁。在题为《体积化学和光化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他扩大了以往的,研究范围,确定了大量的酸碱反应和其他复分解反应的折射率。他由此得到了化学反应速率的值,并用体积度方法证实了他所得之值。他扩展了关于化学亲和力的研究,使作为温度函数的均相反应与多相反应的分析得以实现。他用这种方法能够把特定的数值与“亲和力”术语联系在一起,在以往的长时期内,亲和力在化学文献中是以定性的、且常常是以任意的方式被提到。1879年底,奥斯特瓦尔德受聘到多帕特实科中学教数学和科学,他接受了聘请,因为他仍能在大学作化学教授施密特的助手,继续他的物理化学研究。他觉得,教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对他来说是特别宝贵的,这会使他知道怎样才能把书写得更清楚些。这个时候,年轻化学家在物理化学中的重要地位已得到公认。剑桥大学的米尔(m.m.p.muir)在1879年发表的评论文章“化学亲和力”中这样写道:“近年来对最终解决化学亲和力问题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包含在古德贝格(c.m.guldberg)与瓦格(p.waage)的两篇论文(1869和1879)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三篇论文中(1877和1878)。”米尔在十分详细地介绍了这些论文的概要后得出结论: “……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对每一个化学家来说必然是显而易见的。……奥斯特瓦尔德给化学提供了解决某些最困难问题的新方法,而古德贝格与瓦格在把数学推理用于化学科学的事实中带了路。”在获得这些成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奥斯特瓦尔德也是一位技艺高超、操作娴熟的实验家;他会吹玻璃,会木工和金工技术,善于为预定的目标设计和制造仪器,并灵活地装配和使用它们达到所需要的结果。奥斯特瓦尔德在多帕特的10年间(1872—1881),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可称为“否定”事件,即他在1879年曾申请去德国作访问学者,结果被另一个同事争去了。奥斯特瓦尔德后来说,假如他以访问学者的资格去德国,他肯定会呆在占统治地位的、兴旺发达的有机化学界,他的兴趣也会毫无例外地转向有机化学。没有出国倒也是一件幸事,这使他能够在物理化学这个未绘出海图的汪洋大海里操纵自己的航船,驶向彼岸的新大陆。第二个事件是“肯定”事件。在多帕特的整个时期,他一直在弦乐四重奏乐团中拉大提琴,常常出入大学讲师古斯塔夫•赖黑尔(gustav reyher)家。赖黑尔也爱好音乐,家里成了一群音乐爱好者的俱乐部。奥斯特瓦尔德有时也改写肖邦的小夜曲,用钢琴伴奏,或练习用巴松管伴奏。在这里,他遇见的赖黑尔的蛭女海莲内•冯•赖黑尔(helen von reyher),两人一见钟情。另外,奥斯特瓦尔德也十分注意研究配合旋律、和声学、音乐理论和艺术的其他分支。他的老师和朋友厄廷根常常开设声调技巧讲座,厄廷根请奥斯特瓦尔德也讲一讲,他欣然应允了。听众大多是女士,海莲内姑娘也在其中,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解。1879年4月底他们订了婚,次年春天结婚,尽管他们当时还不得不住在单间的学生宿舍内。与海莲内的相识和结合,是他一生中的最大幸运。在以后52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以永恒的爱情无微不至地关照他,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他们有三子二女)。1881年,里加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职位空缺,奥斯特瓦尔德接受了院方的邀请。他的老师施密特向工学院的院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充分肯定了奥斯特瓦尔德的才干和成就。就这样,他在28岁就当上了正教授。翌年年初,奥斯特瓦尔德赴里加就任。在这里,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学生,有更广阔、更美好的前程,他也充分地把握了这一有利时机。里加时期(1882~1887),是他精力充沛、节奏紧张的研究时期。还是在1879年,他就提出,像硫化锌和氧化钙这样的化合物被不同的酸溶解的速率可以用来作为酸的相对亲和力的量度。到里加后,他沿着这个方向,开始了题为《化学动力学研究》的一系列工作。他抛开了在多帕特的静止的或平衡的方法,而把注意力放在反应速度的测量上。这组论文的第一篇针对乙酰铵的酸催化的皂化作用和酯的水解作用研究了反应速度。在这一研究中,他用很简单的方法设计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恒温器,这一世界著名的恒温器立即为许多实验室所普遍采用。接着,他进行了蔗糖在各种酸存在时的转化率的实验,估计出酸的亲和力的值。他相信,各种方法得到的大致相同的亲和力数值表明,大自然肯定在这里隐藏着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这些研究中,奥斯特瓦尔德也大大发展了接触作用或催化概念。莱比锡时期他在催化研究上的大丰收,其种子早在里加就播下了。里加工学院的化学实验室设在酒窖里,条件很差。奥斯特瓦尔德劝说校方建立新的实验室,校方也看到他的巨大才能和日益增加的学生数目,同意了他的要求。由于里加的各种实验室都是旧式的,奥斯特瓦尔德明智地决定在1882—1883冬季假期到德国的化学教学和研究中心作一番考察。无论从事业发展还是个人经历上讲,这一行动都是意义重大的。在莱比锡,德国著名化学家、《实验化学杂志》主编柯尔贝(hermann kolbe,1818~1884)设宴招待了他,并表示希望他能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到莱比锡工作。奥斯特瓦尔德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永远记着1884年6月的某一天。这天,发生了三件使他难以忘怀的事:他牙疼得厉害;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宝贝女儿,他看到了名不见经传的瑞典年轻人阿累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1859~1927)的博士论文《关于电解的伽伐尼电导率的研究》。像许多化学家 一样,奥斯特瓦尔德的第一个印象是,阿累尼乌斯的电解质导电的概念纯粹是胡说八道。进一步的研究使他深信,阿累尼乌斯创造出一种简单的测量酸和碱的中和力的方法。早在多帕特,他就注意到德国化学家柯耳劳希(f. w. kohlrauch)测量的几种电导率与他所测量的亲和力的平行关系。尽管他在看到阿累尼乌斯的论文之前曾就这一事实的解释作了初步的工作,但当时并不理解这种平行关系的意义。现在,阿累尼乌斯的新概念提供了解释这种平行关系的钥匙。他发挥了自己的实验天才,对早先作为样品的33种有机酸进行了测量。他发现相应的电导率的确十分近似地与原先确定的亲和力系数成正比,用阿累尼乌斯方法所确定的电离度是同一酸的亲和力性质的量度。正是他的热情奔放和宽宏大度的性格,促使他在同年8月到乌普萨拉拜访比自己小六岁的年轻人。这次访问是他们毕生友谊和合作的开端,他们规划了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返回里加,他继续从事电化学研究,接连发表了四篇论文。由于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阿累尼乌斯获取了五年时间的出国访问学者资格。1886年,奥斯特瓦尔德看到范霍夫(j.h.van’t hoff,1852~1911)的小册子《化学动力学研究》(1884)。他惊奇地发现,这位荷兰有机化学家在化学热力学方面比他走得更远。由于他这时已牢牢地抓住了电离概念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他把它用于亲和力、化学平衡、质量作用以及更一般的化学热力学问题,取得了许多成果。从此,范霍夫成为物理化学的第三个巨头。在创立物理化学的过程中,奥斯特瓦尔德的阐释、表达和写作能力帮了他的大忙,阿累尼乌斯和范霍夫的工作也是经他之手才广为人知的。他还把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的论著译成德文,成为德国学生必不可少的读本,甚至在耶鲁大学出版吉布斯的著作之前,英国和美国的学生还不得不读德译本呢。在里加工学院,奥斯特瓦尔德被证明是一位卓越的教师和出色的研究者。而且,他在这里还开创了两项使他闻名于世的事业:其一是出版《普通化学教程》,其二是筹办《物理化学杂志》。其实,早在1880年,他就开始着手撰写《普通化学教程》了;该书第一卷处理的是化学计量学问题,于1883年出版。第二卷论述了热化学,电化学,光化学和化学亲和力,于1886年底出版。书名中的“普通”一词并不表明该书是普及读物,而是意味着作者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这本书花费了作者多年持续的劳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创立了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起到了知识源泉的作用,它鼓舞了数百名年轻人在几年之内聚集到奥斯特瓦尔德的旗帜之下。这—惊人的工作也是他被应聘到莱比锡作物理化学教授的重要因素。《普通化学教程》的成功使出版商乐于考虑出版一种有关物理化学的新杂志。奥斯特瓦尔德也明智地认识到,一种专门杂志对于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他征询朋友们的意见时,每一个人都觉得绝对无希望。范霍夫虽然同意联合编辑,但实际没有参与具体工作,担子落在奥斯特瓦尔德一个人身上。创刊号终于在1887年2月出版了。该杂志发表了许多最新研究成果,奥斯特瓦尔德还亲自动手写了大量书评和科学论文的批判性的摘要。这一杂志成为莱比锡物理化学学派的喉舌,成为把各国物理化学家联系起来的纽带。奥斯特瓦尔德的生涯又出现了新的转机。1887年,他赢得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教授的职位。奥斯特瓦尔德的梦想实现了,他现在是德国名牌大学的正教授了。他也渴望离开里加,因为即将到来的“俄国化”阴影使德国血统的人感到处境艰难。另外,他的学生大都想谋求牧人较高的职业,没有几个人爱好纯粹的科学研究。莱比锡: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1887年9月,奥斯特瓦尔德携家离开里加,到莱比锡大学就任。新的教授职位并非是安乐窝,他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是他的实验室名叫第二化学实验室,而不是物理化学实验室;其二是,该实验室相当破旧、简陋,它原来是专门用于农业和畜牧化学的,不适于进行物理化学前沿的精密实验,而现在除在此要组织物理化学教学和研究外,还要为化学初学者和药剂师提供实习训练的场所。第一个问题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奥斯特瓦尔德没有虚荣心,他与第一实验室主任相处得十分融洽。针对第二个困难,他果断地任命了三个助手:能斯特(w.nernst)负责物理化学,瓦格内尔(julius wagner)负责训练初学者,贝克曼(ernst beckmann)负责训练药剂师。他们在奥斯特瓦尔德的指导下,工作干得相当漂亮,他们三人后来也出了名,升迁到高级职位。奥斯特瓦尔德在冬季学期讲授无机化学,在夏季学期讲授物理化学。在里加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使他很快就组织起了物理化学实验课。位于莱比锡兄弟街34号的老实验室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世界物理化学的研究中心,成为各国有进取心的研究生的麦加。为了应付众多的来访者,在走廊和地下室临时摆设了一些长凳。来自美、英等国的求学青年蜂拥而至。但是,德国学生反而占少数,这与德国有机化学的兴盛有关。德国有机化学界的某些著名人物另眼看待“离子家”,不认为奥斯特瓦尔德是化学家,因为他从未发现新物质。奥斯特瓦尔德开玩笑说:从这种观点看,他的确是够“消极的”,因为他把许多有记载的物质逐一加以破坏和分析。直到1898年莱比锡大学新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办公大楼落成之前,奥斯特瓦尔德和他的助手、学生一直呆在兄弟街34号。他每天都要围着实验台跑来跑去。他的心扉始终是敞开的。据范霍夫回忆,只要他了解或发现某种新东西,他就立即具有把它转达给其他人的欲望。难怪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和助手对老师十分信任和尊重,他们在1903年为他举行了获得博士学位25周年纪念会,并把集体签名的46卷《物理化学杂志》奉献给他。

  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奥斯特瓦尔德不仅显示了强有力的组织才能,而且也充分发挥了他的研究才智。他在莱比锡迅速建立起来的著名学派,主要以阿累尼乌斯的电离理论、范霍夫的溶液渗透理论以及热力学对溶液和化学平衡的应用为基础。但是,对于这一新化学分支的直接进展和普遍承认而言,没有什么比他1888年发现的稀释律贡献更大的了。奥斯特瓦尔德针对250种酸,他的助手针对50种碱证实了稀释律。该定律的历史意义在于,质量作用定律首次被用于弱有机酸和弱碱的稀溶液。受到奥斯特瓦尔德支持和发展的电离理论,以定量的方法使以往彼此隔绝的物理学和化学研究一致起来。而且,以往通过观察和实验找到的规律性都能够从电离理论加以解释。奥斯特瓦尔德的《普通化学概论》(1889)及其英译本(1890)使这一崭新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并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了方便的教科书。1891年,奥斯特瓦尔德立足于离子平衡原理,提出了酸碱指示剂理论,它现在还为一般分析化学教科书采用。接着,他在自己的《分析化学的科学基础》(1894)中,详细论述了以电离为基础的化学反应理论的整个领域,包括了该课题的第一流的科学观点。这是一部使分析化学教学发生革命的著作。19世纪的最后10年,在奥斯特瓦尔德的实验室,对催化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的研究。其实,早在1883年,他就研究过蔗糖和甲基醋酸盐被酸水解的速率。1890年,他报道了自催化现象,并把它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某些物质的存在,激发或加速这个过程,而这些物质却没有•显示出进入化合物中。”他在1894年的报告中,对催化概念作了新的表述:“催化是通过外部物质的存在加速缓慢进行的化学过程。”他把催化作用比之为润滑油对机器的作用和鞭子对懒马的作用。.他总结了许多实验结果,并根据热力学定律,提出了催化剂的另一个特点:在可逆反应中,催化剂仅能加速反应平衡的到达,而不能改变平衡常数。在这个时期,奥斯特瓦尔德还出版了《接触作用学说通史》(1898),考察了催化作用的来龙去脉,而对整个问题的更清楚的表述则是1901年的讲演《论催化作用》,它作为小册子于翌年出版。奥斯特瓦尔德及其合作者关于这个课题的实验贡献是,处理了从过饱和溶液的结晶过程——单相反应和多相反应——和酶的影响。另外,也通过催化的活性测量了酸的强度,提出了照相接触过程。他还把催化知识用于两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学项目:以加热的电丝束作催化剂,使氮气和氢气在高温下合成氨(1900),通过催化使氨氧化为硝酸,这个流程于1906年开始在工业中使用。正是鉴于“在催化作用与化学平衡和反应方面的工作,以及由氨制硝酸的方法”,奥斯特瓦尔德荣获了19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在莱比锡,奥斯特瓦尔德还要从事写作、编辑和学术组织事务,他的工作越来越紧张。他认为休息就是从一种脑力劳动转到另一种脑力劳动。暑假期间,他也到海滨去痛痛快快地玩一场,不过却是画几周画,借以清理他的思想。他像一个“写字台”一样,笔下生产出大量的智力产品。《实用物理化学测量手册》为人们提供了方便的实验工具书。《无机化学大纲》则使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的学科更有趣味、更有逻辑性和合理性。《化学学校》把健全的化学思想引入年轻人的注意中心。《科学的发展》则是一本没有化学药剂的化学书,它是化学科学概念发展的历史概要。《电化学:它的历史和学说》是一本长达1100页的巨著,它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电化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文献具有完善的统摄能力,奥斯特瓦尔德认为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一本书,部分原因是书中对所涉及到的先驱者的个人特点和当地风情作了生动的描写,然而它却是奥斯特瓦尔德唯一没有出第二版和没有被翻译的著作。他联合筹办《电化学杂志》,是主编组成员之一。他还创建了德国电化学学会,并任第一任主席。由他编辑并参与注释的《奥斯特瓦尔德精密科学的经典作家》丛书,是纪念碑式的宏伟事业,这套丛书由亥姆霍兹1847年的《论力的守恒》开始,到1938年已出243卷,到1977年达到256卷。它使自然科学上最重要的古典名著流传下来,对科学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奥斯特瓦尔德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史家,他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感,他的许多论著都有详尽的历史材料和精辟的历史分析。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1913年3月创办科学史杂志isis时,奥斯特瓦尔德的名字就列在赞助委员会中。当奥斯特瓦尔德1887年到莱比锡就任时,他的就职演说的题目是“能量及其转化”,这是他在1890年前后致力于能量学(energetik或energetics)研究的一个信号。在多帕特,他就对热力学感兴趣,吉布斯方程中的大多数项表示不同形式的能量这一事实使他深受震动。后来,热力学在物理化学研究中的巨大威力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逐渐地,他越来越相信,分子、原子和离子只是数学虚构,宇宙的根本构成要素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能量,自然规律就是支配能量流通和转化的规律。奥斯特瓦尔德本来是一个原子论者,他在《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他的突然顿悟:初夏一个阳光和熙的早晨,他在花丛飞蝶间漫步,倾听着小鸟的呜叫,他的整个身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永远不再怀疑能量的实在性是一切存在物和现象的实质。看来,这种经历是真正神秘的思想升华。有趣的是,马赫年轻时也有过类似的顿悟(突然感到“物自体”是多余的,而世界和自我是一个感觉复合体)。1890年前后,奥斯特瓦尔德致力于发展他的能量学思想,并稳步地围绕能量重组他的思想和著作。在他看来,能量是唯一真实的实在,物质不是能量的负荷者,恰恰相反,它是能量的表现形式。他坚持认为,能量学原理与分子运动论相比,能为化学和科学提供一个更为坚实、更为明确的基础,分子假设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假设和智力技巧。他进而宣称,物质概念是多余的,现象能够用能量及其转化来满意地加以解释。物质只不过是在同一地点同时找到的能量的复合,实物之间的差别归结于它们特定的能量含量的差别。他由能量学出发而达到普遍的自然哲学,即科学哲学或“科学的科学”。因此,人们在哲学上往往把他的能量学称为“唯能论”(energetism)。奥斯特瓦尔德进而把它的能量学观念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力图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囊括在能量一元论(energetic monism)的世界观内。对于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和唯能论,有人批评其概念框架过于简单,也有人认为它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念;有人指出它是唯心主义的胡说,也有人强调它包含着未来社会的新思想的萌芽。奥斯特瓦尔德反对原子论的态度与他厌恶机械论、坚信以能量为基础的科学纲领有关。1895年,他在德国吕贝克自然科学家会议上发表了“克服科学的唯物论”的讲演,这是他公开反对原子论的宣言,当即遭到玻耳兹曼、普朗克等人的激烈反对。到1906年,当分子实在性已有确凿的实验证据时,他又皈依了原子论,并在1909年《普通化学概论》第四版的序言中公开承认了自己反对原子论的错误。不过,这并未妨碍他对能量学和唯能论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进入20世纪,奥斯特瓦尔德的兴趣转移到哲学和其他更大范围的问题。1900年,他开始向400人讲哲学。1901年,他又创办了一个新杂志《自然哲学年鉴》,他本人亲自作编辑,继续全方位发展他的能量一元论观点。1902年,《自然哲学讲演录》出版了,他在这本题献给马赫的著作中系统地展示了能量学和唯能论的方案,并广泛涉及到其他科学哲学问题。1903年,他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发表了“生物学和邻近科学的关系”的讲演。1904年,他作为国际技术和科学会议的主要讲演者之一应邀赴美国的圣路易斯,他不是在化学组而是在科学方法论组以“论科学理论”为题发表了讲演。会后,他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异国秋叶之美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向他的美国学生表达了他想在美国画许多大幅风景画的计划,拟于某个冬天在纽约举办画展,并希望被人们拥立为美国风景的发现者。这个神奇的梦虽未实现,但它却显示了奥斯特瓦尔德鲜明的个性。1904~1905年冬天,奥斯特瓦尔德请求免去他冬季学期的讲课,校方否决了他的请求。为了集中精力从事他感兴趣的工作,奥斯特瓦尔德果断地提交了辞职书。他的这一举动并非心血来潮,早在1894年,他就希望摆脱教学和象院长、系主任这样一类行政职务,一心一意从事研究和写作。他的朋友劝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萨克森教育部也要求他推迟辞职。恰在这时,他收到赴美讲学的邀请(1905~1906年冬季和春季),他答应他从教授职位退休前再完成1906年夏季学期的教学任务。在美国,他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化学。由于他在哈佛作了反对基督教灵魂不灭教义的讲演,美国基督教会的报纸骂他是“恶魔之子”。他这次赴美之行是作为德、美两国第一个交换教授进行的,这是德皇十分感兴趣的一项新计划。第一个选择落在奥斯特瓦尔德身上,这是他受到赞许和尊敬的最高标志。“能量”舍:自由的“长矛骑兵”1906年夏天,53岁的奥斯特瓦尔德提前退休,回到萨克森一个名叫格罗斯博滕村附近的乡间宅第定居。在这里,他作为一名自由的“长矛骑兵”渡过了他一生的其余时光。还是在1901年,他就买下了这所房子及其周围荒芜的花园和土地。暑假期间,他的子女常到此小住一段时间。正如他在1901年9月写给马赫的信中所说的,他把这所房舍命名为“能量”(energie)。现在,它扩大了,成了他一家人的永久住宅,他把他丰富的藏书也搬到这里。定居后不久,他又扩建了房舍,附设了颜色研究实验室。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购买了越来越多的田地,他的宅第也变成一个大庄园。他有一大笔退休金,接二连三的文稿,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活跃的气质,广泛的兴趣和显赫的名声的人来说,退休决不意味着平静安逸,他愈来愈多地被应邀作各种讲演,参加国内外有关发展和组织智力工作的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变成了“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也渴望把才干贡献给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把他的科学知识和哲学观点用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他下功夫研究了天才人物的“心理图案”,写出了《伟大的人:关于天才的生物学研究》 (1909)。他把天才人物按精神气质分为两大类型: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根据智力反应速度系统地描述了支配他们一生的规律:前者是粘液质的、忧郁的人,反应速度低,后者是多血质的,急躁的人,反应速度高。他本人无疑属于后一类人。他继续编辑《自然哲学年鉴》,他把自己的自然哲学用来探讨各种问题——价值哲学、善行的本质等等。奥斯特瓦尔德认为,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在题献给阿累尼乌斯的著作《一天的挑战》(1910)中,这位国际科学大家庭中地位最高的人之一把他的能量学观点与科学方法论和系统论、心理学、科学天才、文化问题、公共科学教育和国际语入门联系起来。在哈佛,他就研究过世界语,他相信灵活的人工语言的价值和实用的可能性。他欢迎有机会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这导致他创造了自己的人工语言——伊多语(1do),这是一种经过革新和改进而大大简化了的一种世界语。奥斯特瓦尔德具有改革的癖好。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类似,他在《能量命令》(1912)中提出:“不要浪费能量,而要利用能量”。它意味着,不要使能量衰变或降低到有用性较低的水平,相反地,要力图通过使能量转变到较高的(比较有用的)形式而利用能量。奥斯特瓦尔德通过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大原理)的沉思导致了这一命令,它是一个预言性的、催促人们采取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以及系统规划保护自然能源的宣言。他在其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化学家的国际组织、世界通用语、国际货币、印刷页的合适尺寸、普遍裁军、标志的设立、学校的改善、新型大学、德语书写、天才的发展、妇女的地位和新历法等。不管这些改革是否能顺利实施和贯彻到底,它们总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这显示了一个敏锐的大脑和慈善的心肠在思考、关心人类社会的未来。《价值的哲学》(1913)以同样的风格大范围地讨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它的历史、应用和预见性的评论。这样的思想也反映在他几年前出版的《能量》(1908)中,这简直可以说是一首关于能量的“叙事诗”。他还出版了一本《纪念和装饰粉画》(1912)的书,描述了粉画的修饰问题,如何在露天不受燃煤的硫化物的腐蚀。奥斯特瓦尔德极力把他已形成的科学观念用于他感兴趣的领域。在许多著作中,他都给出了幸福的数学公式,其中之一是g=k(a-w)(a+w)。在这里,g表示幸福,a表示在完成工作(做功)中花费的有用的精力(能量),w表示在克服障碍(阻力)中所耗费的精力(能量), k是能量过程转化为心理过程的因子。这是奥斯特瓦尔德用他的唯能论哲学解决感情的客观分析的真诚尝试。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可能会对此付之一笑,但是在科学的“大众世界”中,它是否包含着机智和忠告的颗粒呢?奥斯特瓦尔德积极了解社会并为社会服务。他是国际原子量委员会的会员和国际化学联合会的共同创立者和临时主席。他多年来一直担任德国化学学会董事会董事。他也对化学家的训练极为关心,并且是中等教育改革的热情保护人和支持者。当时,德国企业家不满意大学训练出的化学人才知识过于专门,意见被递交到国家考试机构。奥斯特瓦尔德预见到官僚主义控制进一步扩展的危险性,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了民间的“大学化学实验室主任联席会”和众所周知的“考试联合会”,高效率地开展了有关工作。在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的请求下,奥斯特瓦尔德于1910~1914年出任“一元论者同盟”主席,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也是真正的一元论哲学,这与该组织基于科学传播一元论世界观的宗旨不谋而合。在1911年于汉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一元论者会议上,他以“科学”为题发表了讲演,他说科学是一个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巨大系统,对人类精神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宗教看来要走下坡路。他1913年还在维也纳作了“一元论是文明的目标”的讲演,他撰写了《一元论者礼拜日说教》,并编辑了一元论者同盟机关刊物《一元论的世纪》,坚决斥责教会伪造科学的企图,宣传无神论思想。这些出版物越出了国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为此沙俄政府在1912年下令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幸的是,他在建立一元论者移民区的尝试中失败了,损失了他相当大一笔积蓄。他在创办“桥梁”事业中也赔了本,这项事业的目标是为智力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组织和结合创造一种中枢神经系统。1913年,奥斯特瓦尔德越出了一元论者同盟的范围,积极推动退出教会运动。他在一元论者同盟内组织起“退出教会者委员会”,并与其他反教会组织联合行动,不仅就退出教会的法律问题,而且就集体退出和与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目标制定了行动方案。他大声疾呼:“现在,教会不仅不是世纪的文化的责任承担者,而且是对文化的压抑。”“退出教会邑20世纪文化的第一步,是顺理成章的一步。”正是这个行动,促成了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联系。他与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佩乌兹(heinrich peus)过从甚密,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群众游行和集会。奥斯特瓦尔德说他参加了一个“在政治上左到了极点”的运动,为此反动分子给他送了“红色秘密谋士”的绰号。奥斯特瓦尔德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运动的会议(1909~1911),谴责战争是“滥用最坏一类能量”。他鼓吹和平主义,抨击反犹太主义。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爆发后,由于他不懂得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的狭隘的“德国魂”膨胀为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1914年10月,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发表了一个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宣言”,包括奥斯特瓦尔德在内的93位知名人土在上面签了名。战争的进展和结局教育了奥斯特瓦尔德,他放弃了自己的错误立场,并在反对把人类推向战争边缘的运动中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战争使奥斯特瓦尔德苦心经管的一元论者同盟以及其他事业土崩瓦解了,也使他不少善良的愿望和真诚的梦想破灭了,但是战争并未使奥斯特瓦尔德的大脑停止创造性的活动。作为一位技艺娴熟的风景画家,正如我们在《画家信函》中看到的,这导致他决心研究绘画艺术乃至美学的客观科学基础。他从事颜色学的研究无疑有三个原因:创造出明晰的概念和新颖的理论,成功地重返他擅长的实验工作,满足他的艺术天性。他的目标是,使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复制出任何确定的、所需要的物体颜色,倘若他知道度量的规则和选择的标准的话。从此,成功地探寻物理、化学世界和谐的活跃的精神,又在美的王国里漫游。在战争的年代里,取暖的燃料日益匮乏。年迈的奥斯特瓦尔德把热水袋捆扎在双脚上,坚持在寒气袭人的实验室工作(这无疑是贤惠的妻子想出的好办法,它还真具有奥斯特瓦尔德的实验天才的味道)。对于这样一个沉浸在科学和艺术王国里的研究者来说,严寒和种种不便又算得了什么呢!奥斯特瓦尔德从颜色标准化开始,对颜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定量的颜色理论,并在他的实验室生产了颜色试样和染色物质。他把白-灰-黑连续包括在非彩色中,接着确定纯灰色,并借助他自己制造的象场分割取景器的光度计确定灰色标度。他引入了纯色、非纯色和全纯色的新概念,并针对包括所有可见光谱波长之半的混合比引入术语“半色”。为了度量物体的颜色,他使用了等色调三角和色调环。为了确定色调,他制造了偏振混色器。于是,“颜色的世界就从属于测量和数目的控制之下”。为了达到色环和着色体的标准化,奥斯特瓦尔德发表了《色图集》(1917)和《色标图集》(1920)。他进而由颜色的标准转向颜色的和谐。因为他按人的感受特征选择他的颜色标度,即色标尺是按对数分等级的,所以他能象在音乐中那样构造和声(和谐)。他在《颜色的和谐》 (1918)、《论颜色》(1921—1926)和《形式的和谐》(1922)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是和谐的关系,而和谐关系则是根本规律的具体体现。他从德国生理学家韦伯(e.h.weber)和心理物理学创始人费希纳(c.h.fechner)的工作中获得了灵感,并通过作形式和颜色的实验使他深信,的确存在着和谐的规律,即规律之美。奥斯特瓦尔德希望自己的颜色学研究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是绝对有道理的。奥斯特瓦尔德晚年对科学史的兴趣更浓厚了,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写出了《奥斯特瓦尔德自传》。这部分三卷、洋洋1200页的书是一部伟大的文化史。在书中,他以敏锐的眼力、温暖的心扉、明快的格调,展示了跨越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国家的精神史,描绘了他所在时期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论和风貌。他认为科学史能使人们向前辈学习更经济地,系统地解决现存的问题。他正确地觉察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恰当的途径是通过科学的组织工作。他强调:“有组织的活动,这是20世纪的重大任务。”“在当前的环境中,我们必须把组织者看得比发现者更重要。”他幻想一个有组织的、由科学引导的人的世界:科学的明确阐述和精密研究将消除偏见和迷信的邪恶。在向新发现和新观念的各种领域迈进中,奥斯特瓦尔德也许感到,他的生涯与他心目中的英雄歌德的生涯具有某种类似性。他后来的工作内容和风格,都是由他在少年时代对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和感受决定的,而歌德的诗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在年轻时就萌动的。难怪奥斯特瓦尔德在弥留之际写下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歌德•先知》(1932)。1932年4月4日一个星光闪烁的春夜,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在莱比锡城平静地、安详地去世了,终年79岁。一个活跃的大脑停止了思维,一颗天才的巨星陨落了!他生前留下遗嘱,把全部房地产捐赠给德国科学院。后来,他的乡间宅第便以“格罗斯博滕威廉•奥斯特瓦尔德档案馆”闻名于世。在1933年1月27日的纪念讲演中,唐南(f.c.donnan)对奥斯特瓦尔德作了这样的评价:“在他的一生中,新思想没有一刻不在他的头脑里喷涌,他的流利的笔锋没有一刻不在把他洞见到的真理传播到光亮未及之处。他的一生是丰富的、充实的、成功的,他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他的旺盛的energy(精力、能量)。在科学上,在哲学上,谁也无法获得绝对真理,因为思维、研究和发现的巨流永不休止地奔腾着。我们可以怀着深深的真诚和敬意说,威廉•奥斯特瓦尔德为伟大的事业进行了持久的,勇敢的奋斗。”班克罗夫特(w.d.bancroft)作为奥斯特瓦尔德的一位最喜欢挑剔的美国学生,尽管不同意他的导师的一些观点,但仍然在1933年坦率地写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做出了伟大的工作,其他人不会做出像他那样的工作的。奥斯特瓦尔德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他比当代任何化学家都受到更多人的爱戴和尊重。”奥斯特瓦尔德也受到有的人的严厉批判和指责。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中虽然承认奥斯特瓦尔德是“伟大的化学家”,但又认为他是“渺小的哲学家”,并给他扣上了“反动的哲学教授”,“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的帽子,甚至小骂他是“糊涂虫”。在纵观奥斯特瓦尔德一生的所思、所言、所做、所为之后,大概每一位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认为公正的判断。主要参考文献[1] w.ostwald著:《ォストヮルデ自伝》,都築洋次郎訳,東京図書株式会社,1979年第2刷。[2] 本多修郎:《现代物理学者の生と哲学》,未來社,1981年。[3] e.n.hiebert, ostwald, friedrich wilhelm, 参见c. c. gillispie ed.,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4] w.d.bancroft, wilhelm ostwald: the great protagonist,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10(1933), pp. 539~542, 609~613.[5] p. c. donnan, ostwald memorical lecture, journal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1933, pp. 31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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