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对民间态度的转变的论

  探讨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对民间态度的转变的论文

  探讨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对民间态度的转变

  1.民间性突变的表现:从俯视的民间到仰视的民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论文联盟http://想解放、拨乱反正是时代主题。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因此其精英意识表现的也越来越强烈,知识分子高举启蒙大旗并以追求理性与现代性为奋斗目标。如此背景下,作家们纷纷把笔触向民间,深入挖掘蕴藏于民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通过批判继承民间中的传统文化,为民间找到一条正确的追求现代性之道路。最具典型的代表便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立足民间,书写民间,并与民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寻根文学作家往往采用批判的视角审视民间,揭露、讽刺、批判民间中的愚昧、落后、保守等阴暗面。同时,又以现代性的追求来审视民间,并发现民间在现代性追求上的滞后与不足,力图引导民间走出原始落后的封闭状态以踏上追求现代性的正确道路。此阶段作家作品中的民间性,往往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启蒙色彩。知识分子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把民间大众看做启蒙对象和拯救目标。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时代来临,这时期作家走入民间,逐渐抛弃八十年代所表现的高高在上的启蒙意识,有意降低自身的地位,并把自己融入民间去感受民间的博大宽容,有时甚至美化民间、崇拜民间。 作家对民间的仰视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起初,对民间的仰视是在现代性的烛照下进行的,他们试图挖掘民间中美好、有价值的精神文化去对比纠正都市文明中的缺陷与不足;通过到广大的民间中感受自由自在的魅力来摆脱自己日益边缘化的孤独感受。www.11665.coM知识分子走入民间后,发现了民间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和感受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并对其进行热情的讴歌、赞美。张炜在《九月寓言》中便赞美了小村人的生命力,小村里的人和动物浑然一体,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自由自在、生命洋溢的民间。 九十年代末以至新世纪初,作家仰视民间的感情色彩越来越强烈,他们不再仅仅挖掘民间的美好,还试图粉饰打扮民间,甚至用审美的态度赏视民间中所含有的丑陋、原始、野蛮,堆砌,并对其大力渲染。此时作家对民间的态度达到了顶礼膜拜。作品中到处充斥着:对暴力的极力渲染,对伦理的肆意践踏,对欲望、愚昧无知、人的动物性的胡乱吹捧,作家笔下的民间简直成了一个无法无天,可以胡作非为的野蛮原始民间。 2.民间性突变的原因:知识分子地位的转变 2.1广场上的呐喊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是时代的主题。上至国家下到个人,普遍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理想、精神价值的追求等问题。国人总结建国后取得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历史事件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力图从思想观念、精神追求、价值观等方面改造自己,以推动社会进步。因此,研究人们思想、追求形而上学的知识分子受到国家和民众的重视。这时期的作家继承了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传统,纷纷高举启蒙大旗,采取批判立场,并以理性与现代性为指导,分析、研究、总结历史与现实问题,力求从意识形态方面引导、改造民众踏上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2.2归隐民间 九十年代,作家对民间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已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俯视民间,而是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仰视民间,热情拥抱民间,积极把自己融入民间去感受民间的丰富博大、自由自在。为什么作家对民间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既有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各方面转变带来的影响,又含有知识分子自身原因,同时也不能忽视民间自身特性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政治方面,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策略出现巨大转变。政治精英们不再过多关注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问题,而是切实关注经济和实践问题。政治权利的合法化基础已经不再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甚至也不再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国家便不再把对意识形态的承诺作为其合法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统治民众的权力手段,而是逐渐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为目的。如此便使以研究人们的意识形态为主要目的的知识分子不再受到政治精英的宠爱,他们与国家的权利意识形态渐渐分道扬镳,越走越远,渐渐失去了话语权,处于漂泊状态。 经济文化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政策全面实施。金钱变成人们重要的追求目标,中国社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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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进入消费时代。民众关心现实胜过心理,追逐物质超过信仰,寻找一种物质享受、一次痛快体验、一种收入提高途径,都会比精神追求带给他们的满足大得多。世人越来越追求过日子的哲学,导致知识的市场化,信念的虚无化。由以论文联盟http://精神的贡献衡量变成以市场的需求来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意味着它们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听凭顾客的选择与供求关系的规律支配,这样一来,不但谈论价值、意义、理想等虚无缥缈的话题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大的失去了他的听众,也使的缺少直接经济效益与应用价值的其他理论科学前景不妙。 此时期民间由于现代化步伐比较缓慢,市场经济在民间还在与原始农耕经济冲突斗争。民间生活的百姓也没有完全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同化,他们仍然保有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传统道德。同时,民间生活的百姓由于知识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大多处于无语状态、被代言的地位。历来,民间传统文化形态要么被国家权力意识形态阐发,要么被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利用,民间的百姓在话语权力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正是由于民间具有被代言的特征,不甘心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民间,希望到民间中壮大自身的力量,希望通过赞美民间的自由自在和原始的强大生命力,与民间的百姓联姻,发展壮大自己的同盟军,扩大自己话语言说的地盘,希望达到可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平等对话,最终重新找回话语权的目的。因此可大胆推测:民间或许只是知识分子的临时驿站,并不是其最终目的地。 作家从九十年代以来仰视民间,还与知识分子自身特性有关。八十年代参与建构精英意识形态的作家大多成长于五十与六七十年代愈来愈封闭也愈来愈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文革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除此,这一代人所能感受到的,受影响最深的便是民间文化。他们有的生长在乡村,深受传统民间文化滋养;有的作为知青去感受民间的温情。乡村文明给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集体性的。感受着这种文明,他们一方面或许可以因感触与传统乡村文明的愚昧落后而深化到挖掘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停滞和封建特性,从而发出对现代化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乡村文明的温情带着情感的维系有很可能使他们深陷在对乡村文明的依恋中难以自拔,尤其是在他们一旦离开乡村之后,对乡村的回忆中更是不吝对它施以温情回报。同时九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使知识分子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回到民间便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于是,作家笔下的民间缺少批判色彩与真实客观性,是一个理想化的民间。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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