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的论文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的论文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

  文学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梁?刘?章三位因着意于进化论和政治事功,对文学复古的倾向有刻意隐藏的痕迹,王国维却脱身于功利之外,因而能对文学复古进行深度审视。 复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常演不衰的剧目,这种复古虽可理解为对政治上恢复古制的回应,但更应当视为文学的一种自律行为。刘绍瑾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复古意识,他说:复古主义者在批判‘近今’?‘近代’奇技百出?竞新弄巧的文化风习和刻意为文?饣豆 饣丁 破碎的创作机制背后,体现出一定深度的终极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①,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论文联盟http://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本文即以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透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一 梁启超对文学观念的改造可以说是最力的,但他早年对文学一类并不怎么看重,认为诗文是小道,不能令其溺志(《万木草堂小学学记》)②。WWW.11665.cOm及至东渡日本,对政治小说发生了兴趣,引起了他文学观念的突转。他所创办的《清议报》即连载政治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亦大谈政治小说之功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力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④。显而易见,梁启超对小说的推崇全在于小说的政治功用。虽然他不否认小说感人至深等文学本身的特点,但小说文学上的特点最后要归结到改良群治的政治事功上,舍此则不可与言小说。就彼时的社会形势而言,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这种行为都无可厚非。而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确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大发展。但笔者所关注的不是他对新文学做了多大贡献,而是在提倡新小说的过程中潜藏于他内心的怀古倾向。为强调小说的影响力,他进而将小说与俗文学联系起来,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他不同意其他论者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的说法,认为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的两大俗语文学派之一便是小说,另一派儒家禅家之语录又因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而中绝,于是就只有小说了。如果只看这一段,却也无可如何,但要追究他为此说所找的证据,又另当别论了。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既已数千年称最,可否与近世?当世之小说一较呢?他没有说,这里面原是有心结的。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此说虽是对斯宾塞文学退化观的响应,但作为铁案,恐怕早已在他心中存在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循环论的遗传。但为了附和进化论,他仍要申说: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⑤他所说的体裁是指三百篇的四言进为五言,又进为七言,继而长短句?曲,愈来愈复杂。就形式而言,此亦可为铁案。然风格系何指?他没有说。没说并不等于不重要,只不过是由于论述的重点而有意漠视了风格。风格与体裁相对举,可见应偏于内容方面。风格由三代向近世的退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勰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文心雕龙•通变》)的说法,由汉唐的淳而质到宋初的讹而新,显示的是一种审美意态的变化。梁氏的风格虽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刘勰所论,但也应该从审美文化心理层面去理解。后来《情圣杜甫》中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⑥,可以印证这一点。 刘师培对进化论也是大加欢迎的,在谈到斯宾塞的文学退化观时,他同样不能接受。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 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退化,视诸中国文学,确乎如此。但他不能将这种事实理解为退化,在回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与俗语文学的关系之后,他说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然而,他的进化论使用得并不彻底,说完上面一句话不久,即笔锋一转: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原来,古文是用以保存国粹的。作为国粹派的中坚人物,这种说法自然在情理之中。由上观之,刘氏此时的文学理解远没达到现代的水平,文学与文字尚且不分,混沌一片。而一接触到先秦,他的文学理解却忽然清晰了: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癵,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⑦此处文学即等于文章,先秦文学以文词之美得以保存,显然是偏重修辞的,这种看法,揆之刘师培的文选派大家身份自属当然,而与梁启超的风格说恰可颉颃并进。无论偏重于哪一方面,其对古的推崇却是一致的。 二 与梁?刘二位的犹豫不同,章太炎是反对进化论的,所以他对文学复古的态度较为明确: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⑧,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⑨。章氏所说的文学复古是袭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说法,显然与传统的古今对照的历史循环论观点不同,而是在古今?中外的多元交织中寻求中华文明的立足点。他所说的文学跟现今的文学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而与小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他对文学的定义中能明显地看出来: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和学可以分开来理解,学有论的意思,解释为研究恐怕也说得过去,这种文字考证式的定义与literature就全然异趣了。基于此,他当然不能同意昭明太子与阮元关于文的看法,谓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辨;也不能同意当时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分,认为亦一往之见也⑩。章太炎身处日本,不可能不对欧西的文学定义有所了解,而他偏要做出这种复古的泛文化式的文学理解,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诚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章炳麟的‘反古复史’之‘文学复古’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成为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11]所以,章太炎虽对文学作了界划,但并无意于文学本身,而是着意于文化?文明层面,以求中国的复兴。后来的文学史家定义文学时,常拿章太炎作靶子加以批驳,的确有无的放矢之嫌。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章太炎的这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鹄的的文学复古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复古传统的中断,他提倡的复古是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被动地扯起的一面旗帜,与文学复古传统的自觉回复往古迥然不同。但是,既然章氏的文学定义如此宽泛,就必然也包含通常所谓的文学,而一旦落实于后者,审美的复古便又复活了。《国故论衡》中有《辨诗》一篇,其中有云: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癴杂书,则诗衰。四言?五言?七言诗体不断下衰皆由乖离情性所致。其间他以高祖?项王为例,说他们未尝习艺文,然《大风》歌?《拔山》曲却为文儒所不能举。正因为未尝习艺文,未被智识所染,发情才真。所以,作诗情性之用长,而问学之助薄也[12]。章氏于四?五?七言之间未较长短,但可想而知,包含大量周代民歌的《诗三百》的地位因其情性之用必高于后代诗歌。他后来讲演国学的时候也说: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13] 三 章?梁?刘三位治学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相比而言,王国维倒是特立独行的。生逢乱世,没有激发他济世救民的政治理想,却让他堕入了苦闷的渊薮。当然,王的苦闷与其体质?性格皆有关系,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4],羸弱的体质?忧郁的性格,再加上时时不能摆脱的人生问题,王国维也就不能不苦闷了。所以,王之治学,由哲学?美学而文学?史学,并无外在的政治取向,而是秉执无用之用,求人生的慰藉。王氏这种无与世用的治学态度却成就了他学术上的深刻。王国维在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开创之功已为学界公认,其所以有如此功绩,一方面得自西学视野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古学的功底。因他游离于政治之外,故对于古能给以更为学理化的观照,这又必得涉及《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了。 关于境界,历来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找根据,近来王攸欣却独辟他说,认为境界一本叔本华的理念[15]。细检王攸欣所论,确有雄辩之处,不过笔者以为尚有两点值得商榷:1.《人间词话》的创作的确与叔氏理论有密切关系,但此时已与王国维崇信叔氏理论时不同,彼时多以中国文化?美学?文学现象证叔氏学说,而此时已回至中国文化本位,乃以叔氏理论证中国文学?美学现象,故中国文学?美学的传统是基础。2.以物观物?赤子之心等关键词,王攸欣均能于王国维旧说中找到实例证明与叔氏的关系,独境界主情的一面,多系王攸欣自我发挥,不能以事实服人。基于此两点,笔者以为绝不能轻视境界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这不仅在于境界的语源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境界一词体现的美学精神,其渊源亦在中国。 境界说所涉真景物?真感情,可与自然相阐发,《人间词话》五十二则有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6],可为证。即以情而论,这里所说的自然之情与叔本华所说的抒情诗中的感情并不一样,中国诗中的感情常带着天人合一的色彩,偏重于天的一面;西方抒情诗中的感情则偏重于我的一面,这与柏拉图以还对自我的强调分不开[17]。中国诗自然之情的审美理想与庄子的提倡大有渊源,《庄子•渔父》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与强对,即自然。而叔本华论抒情诗的本质则在于充满歌唱者的意识的是意志的主体,亦即他本人的欲求,并且每每是作为解放了的,满足了的欲求(快乐),更常是受阻抑的欲求(悲伤),不过总是作为感动,作为激情,作为波动的心境。[18]这种对于感情的认识与中国抒情诗贵真的传统绝不可同日而语,真并不落实到自我,具有泛真的色彩;欲求,无论是满足还是阻抑,则明显地具有张扬自我的倾向。对于真景物,也不能全从纯粹直观中找根据。所谓真景物,并非现实中的景物,而是词语逗兴出的景物,即语语都在目前,这与钟嵘的直寻?王夫之的现量可谓一脉相承,这也可以从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庄子•田子方》)那里找到渊源。庄子开启的这种要求直现现象真实的审美感知方式,叶维廉亦用以物观物加以阐发:物既客亦主,我既主亦客。彼此能自由换位,主客(意识与世界)互相交参?补衬?映照,同时出现,物我相应,物物相应,贯彻万象。[19]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原是要证明叔本华的直观[20],但他在《人间词话》中述无我之境时的以物观物则可与叶维廉的阐发相互照应。 另外,《人间词话》五十四则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之,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1]此时对进化论的态度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的欢欣相比不能不显出犹豫了。染指遂多所对应的是诗体初成时的那种无拘束的自然状态,差近于严羽所谓第一义。王国维并没有明确提到复古,但从《人间词话》呈现出的审美意识来看,说王国维具有一种复古的审美思维当不为过。 复古到王国维这里已与前述三位大不相同。章?梁?刘之于文学复古,因进化论及政治事功的影响,都有刻意隐藏的痕迹,而王国维却不为外在事功拘囿,故也无须掩饰对古的态度。正因其坦荡,所以能有效地借助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古进行新的理解。可以说,王国维完成了一种转变,即由对历史循环论的服膺,转为对古的研究式的审视,改变了古的传袭方式。自是以后,复古的美学理想便转入史的领域,较多地受到理性的照顾,这又要拜进化论所赐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本文由小梁论文发布于文学论文,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的论文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